讯而往，不远千里，奔赴安东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商贾，南方的商业氛围本就浓厚，那些从商者，尤其是海商，更显踊跃，尤其是临海的江浙、福建乃至两广商贾。
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，以及大汉海运的发达，北上的海路航线，已经十分成熟，通过海路也能节省许多成本。
在过去几年，就已经有大量商贾，到辽东经商了，东北的毛皮货物、人参鹿茸、造船建筑木料等等都是重点经营对象。安东虽然还要更远更偏些，交通也更加不便，但得益于惠商政策，也摊薄了成本，基本只要能成功把东西运出，那就有得赚。
商贾本就自带冒险因子，愿意出海闯荡的，更富有冒险精神，乃至搏命。大量商贾、商队的涌入，也给安东地区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，安东都督府也从中得利不少。
农牧，那是统治的根基，安东官府选择的支出，对商，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，哪怕优惠再多，都督府也是不可能搞赔本生意的。
因此，商税也成为了安东都督府在近几年间最主要的财政收入，而有了这些税收，才使得都督府能够正常推动开发。
如果仅靠朝廷每年下拨的那一百万贯专款，要把安东带上正常的发展轨道，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即便朝廷能够长期坚持，也会引发闲话，大汉这么大，好地方那么多，何必要花费大代价在如此偏远的安东。
同时，从开宝十五年开始，安东每年都会向朝廷贡献大量的黄金、生铁，有了这些，朝中的异声才被压制下去了。
像金银这样的贵金属，哪怕向民间开放了，挖掘出来也是带不走的，必须得向安东官府折价兑换成铜钱或银锭，夹带藏私出境的，一旦被发现，会遭到严惩，那就不只是破财免灾的问题了。
在安东的开发上，刘煦以极大的决心，抵挡住了巨大压力，锐意进取。不得不说，哪怕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引起的争议却更大。
按照朝中一些官僚的说法，安东的做法，完全是在破坏朝廷的法度，败坏朝廷的纲纪，标新立异，激进鲁莽，与大汉的治国理念相悖，属于异端，该当被取缔......有太多人对刘煦在安东的“大动作”，持反对乃至批判的态度了。
也就是刘皇帝没默许，太子刘旸不表态，宰相赵普也沉默，舆论压力才没有转变为实质的政治举措，即便如此，刘煦哪怕身在安东，也是有所体会的。
大概是为了表明决心，刘煦甚至把在两京的秦王府产业全部变卖，所有仆佣内侍，全部带到安东，投入到当地的发展中去，以实际行动，表明他开发安东的坚定意志。
在两京，也只是留下了两座王府，以及零星的维护人员。这样的举动，这样的态度，也着实坚定了不少追随执行“安东政策”的官员信心，也给商旅、移民带去了信心。